四川一河沟“血流成河”？当地回应

摘要:

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尚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人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这还只是统计人员,不包括不报,漏报和逃…

正文:

明清交替之际，四川人口锐减。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尚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人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这还只是统计人员，不包括不报，漏报和逃亡人员。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锐减至“通省之户口，总计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四川的人口遭到史无前例的锐减，几乎没有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几乎都是“湖广填四川”，从外省迁来的。四川人口为什么急剧减少？

《明史》及未毁的部分野史等资料将四川人口锐减的全部原因归结于张献忠的屠杀。

张献忠，生于1606年，延安卫柳树涧人（今陕西延安府定边县人），与李自成同岁，出身贫寒，当过捕快、边兵。崇祯三年（1630），他率领米脂县十八寨举起义旗，称“八大王”。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与李自成齐名，大西政权的建立者。

有关张献忠“屠川”的记载，野史中比比皆是。其中最大规模的是“屠城”。

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张献忠攻打成都，《蜀难》记载，城陷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唯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

《罪惟录》载：“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而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此外，还有“屠广元”、“屠保宁”、“屠锦州等州县”、“屠邛州”等等。张献忠军队流传着“早早开城投降，秋毫不动；若是攻开，鸡犬不留”的口号。但凡不事先投诚、经战斗而攻破的城镇，都一屠了之。其中极大规模的是1645年秋，马元利屠成、龙两府，刘文秀屠巩州，二百里为血肉之汤。

《蜀碧》一书，还大量记载了张献忠残忍、变态的杀人方法。如张献忠常常把小孩子掷在空中，让其落在枪尖上，以观赏那流着鲜血狂叫乱动的惨景为快乐。

《蜀破镜》又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死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欧阳直的《蜀乱》，记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对象先是明朝的蜀府宗室，其次是不投降的文武官员，再次是乡绅，后来轮到自己的将领。凡所剥的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即今成都之天府广场到百货大楼一线，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队列。

张献忠完全被描述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这些杀人细节，真真假假，但很有煽动性。连鲁迅先生也曾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温江县志》说，由于张献忠的屠剿，温江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清查户口，全县仅存三十二户，男三十一丁，女二十三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十四户。”

野史不足信，那正史是怎么说的哪？

张廷玉主持编修了前朝历史《明史》。《明史》称“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大顺二年（1645）十一月，张献忠宣布在成都科考，各地士子络绎不绝地赶往成都，集中在青羊宫。待各地士子到齐后统统杀死。青羊宫外一时血流成河，笔砚堆积成丘冢。这真是四川读书人亘古未有的一场浩劫。在中园，张献忠还坑杀了无以计数的百姓。不仅如此，他还杀自己军队就杀了九十八万。与此同时，他还派遣他的四个将军带领军队分四路到各个府、县进行屠杀，称之为“草杀”。在文武百官上朝之际，他叫来十几条獒犬，被獒犬所嗅的官员，就拉出去杀掉，称之为“天杀”。张献忠还创造了生剥人皮等杀人方式，皮未剥光而人已气绝的，就杀掉刽子手。手下将士以杀人多少表彰，一共杀了六亿人还有零头。

《蜀难叙略》补充说，当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没有百姓可杀，就杀自己的兵，每日一两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尽管如此，张献忠还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作甚！”

“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说法，最先出自清代毛奇龄的《后鉴录》，其原为抗清势力，但在康熙年间响应了康熙皇帝推出的博学鸿儒科，进入清廷，成为效命于清朝政府的官员，而且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对《明史》的编纂。当时四川人口最多不过六百万，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中国仅四万万人，张献忠所杀“六万万”是从哪来的？还有零头，那零头都比四川人多吧。130万人马，杀一半还有65万，65万大军在当时的形势下还需要逃吗 ？

因此，这些记载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当时有两位欧洲传教士的见闻成为现在引用最多被认为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他们目睹了张献忠的屠杀活动，回国后，两位传教士将所见所闻记载于《圣教入川记》。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入川至成都传教，并在达官显贵中挑选三十人付洗，称为天主教在四川的首批教徒。1642年，葡萄牙人安文思也从杭州入川，协助他传教。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后，他的礼部尚书吴继善向张献忠推荐这两位教士，称其“才德兼优”，可备顾问。张献忠待以上宾之礼，封他们为“天学国师”，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他们一直待在张献忠身边，亲眼目睹了张献忠的去世。后辗转至京，口述其经历曰《圣教入川记》。此书直到1917年才由上海教会译成中文，为张献忠“血迹斑斑”的“屠杀”提供了极具权威的佐证。

书中记载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应该说张献忠的“屠杀”是确实存在的，面对民风彪悍的蜀地居民，江山坐的并不安稳，采用极端的镇压手段肯定是有的。但是怎么杀？杀了多少？什么原因？

有记载说：“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

对于张献忠“屠川”之说，很多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观望，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政治口号。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 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如果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是真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清廷删存的野史中，有记载张献忠曾在屠杀之地立一杀气腾腾的“七杀碑”，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然而，后来在广汉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清朝的“文字狱”，自康熙五十年历时一百多年，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居御林院编修。他们的书是很值得怀疑的。

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就战死，此后清军用了近20年时间才击败各抗清势力而平定四川。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征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进攻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5年，川境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将四川人几乎杀光，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千里已无人烟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军二十年？

因此可见四川悲剧的最大祸首是满清，然而张献忠屠戮川人也并非完全虚构，但一定有夸大。清政府对明末清初历史文献的删存或捏造，以及文人出于迎合或仇恨的夸大、诬指，是造成“张献忠杀光四川人”之神话的主要原因。

其实造成四川人口大锐减的原因很多，有天灾、有大疫、有人祸、有虎患……

但清军在四川的长达二十年的血腥镇压和其后在四川境内的数次大规模作战才是四川人口大锐减的主要原因所在。

（为何是清军因篇幅有限，有机会再展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