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乳腺外科专家黄汉源逝世

摘要:

周二下午一点,在北京协和医院(西院)五层的乳腺诊疗中心走廊里,已经密密麻… 在黄汉源教授的诊室门外,有独自一人前来看病的患者,有丈夫陪同来看病的患…

正文:

周二下午一点，在北京协和医院（西院）五层的乳腺诊疗中心走廊里，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乳腺疾病患者。

在黄汉源教授的诊室门外，有独自一人前来看病的患者，有丈夫陪同来看病的患者，还有坐轮椅前来看病的患者……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像熟知一般交流着彼此的病情。

一点半，准备开诊。

黄汉源教授和助理刚到门口，就被患者簇拥而上。

“大夫，这是我的病历本”

“大夫，这是我的挂号单”

“大夫，我挂了一个月的号都没挂上，可以加个号吗”

……

每个患者都想要先看上病，没挂上号的患者又都期盼黄教授能多加一个号。

助理先护送87岁的黄汉源教授进入诊室，然后一边维护秩序，一边按照医院挂号系统生成的顺序叫患者进入诊室“1号XXX先进来，2号在诊室病床上坐一下，一会给你看……”

黄汉源教授，是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的知名专家，1959年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84年开始从事乳腺疾病治疗与研究工作，率先组建了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业组，完成过上万例乳腺癌手术，正确诊断率达到98%，曾在50分钟之内完成乳腺癌根治手术。临床上，曾未用任何其他诊断手段，确认过直径仅0.7cm的早期乳腺癌！因为手诊水平高而名噪海内外，在病友群中被尊称为“黄一刀”。

2000年退休后，黄汉源教授专注研究难治性浆细胞乳腺炎，刻苦钻研20年，反复分析5000例病例，创新性地把乳腺腺皮瓣技术应用于浆细胞乳腺炎的治疗，让浆乳、肉芽肿等乳腺疑难疾病高达30%的复发率降低到了2%。

这在国内外浆细胞乳腺炎治疗领域堪属首创。

六十年一甲子，初心从一而终，“我只是想用手里的柳叶刀，用毕生精力去帮助那些患者，让他（她）们回归健康、自信。这也是一辈子追求的价值和意义。” 黄教授说。

父母都是中国人

黄汉源教授出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农村

1932年，在新加坡的一个农村里，黄汉源在此出生，他的父母都是中国福建省人。

当时的旧中国，历经军阀混战、日本侵略，父辈们无法忍受旧中国的苦难，所以从福建漂洋过海到了“南洋”，当地人称为“过关”。

尽管离开了旧中国的战争，但到了新加坡，他们依然生存在穷苦之中。当时的新加坡可不像后来被称为“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更不像现在繁荣的新加坡。

“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在一个华人聚集的偏僻农村，那个地方缺医少药，看病只能去一个老中医的家里问诊、拿药。方圆十里的几个村落开设的西医诊所也非常少。”看过了被疾病折磨的父老乡亲，看过了中医老先生救治了那么多穷困的人，“长大后也要当个医生，治病救人，普济众生”便不知不觉在黄汉源教授心中扎下了根。

然而，1941年，日本大举南侵，1942年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开始了新加坡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三年。当时黄汉源教授才九岁，上小学二年级，他的父辈看到日本侵略者如此残忍的大屠杀，非常气愤，告诉年幼的黄汉源“宁可当文盲，绝不让孩子进日本学校。”

所以，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黄汉源教授才又重新拥有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再次进入学校的时候，我已经11岁，在班级里算是年龄比较大孩子了，因为自尊心、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我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修完了小学课程。”

优异成绩考上新加坡最好中学

却因升起五星红旗被退学

1947年，黄汉源教授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华侨中学”，这所学校至今都是新加坡最顶尖的中学之一。“我从小就梦想当个医生，进入这么好的学校，距离我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时事风云变幻，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17岁的黄汉源教授和他的同学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无比激动地在校园旗杆上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但是，当时的新加坡是被英国殖民统治（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了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46年划为英国的直属殖民地），他们升起五星红旗的行为被当时的殖民政府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当时的西方各国都在抵制中国，我们升起五星红旗的举动引起了殖民政府极大的不满。军警听说这件事后，立马包围了我们学校，校长被抓了，学校停课了。后来，经过一番交涉才得以重新开课，但是政府决定开除七名学生，把这七名学生列入警方的黑名单。这七名学生中有一个就是我。”黄汉源教授回忆起这些依然眼角湿润。

“这七名学生的名单还被刊登在了报纸上，殖民政府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学校都不能录取这些‘黑名单’学生。因此，我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当一名医生的梦想。”

出生地无法继续学业

孤身一人奔赴中国

没有学校开设通道让黄汉源学习，他只能回家自学，但是，警察并没打算放过他，他们三天两头到家里骚扰黄汉源及其家人，严重影响了他们一家人的正常生活甚至生存。

为了家人不被“连累”，为了找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为了医生梦，1952年4月，20岁的黄汉源决定自己一个人投奔祖国，离开新加坡。

“离开新加坡的事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我的家人。当时的我是非常坚决的，但世事无常，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再次回到新加坡已经是35年后。

1987年，我被批准可以回到新加坡时，杂陈五味全部在我的心里聚集，既开心可以见到家人，又害怕见不到他们，我想象着无数种与我的老父亲老母亲见面的场景，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过。

但是，命运又一次没有眷顾我，当我走到我出生的地方后，我的双亲都已经不在了。”黄汉源教授泪如雨下，“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最大的不孝。那个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了‘忠孝难两全’的痛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