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有什么美食街道（扬州有什么特色美食）

仪征有什么美食街道，扬州有什么特色美食？

正宗的扬州特色菜-红烧狮子头

狮子头，用扬州话说即是大斩肉，北方话叫”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史书记载，当年隋炀帝带着嫔妃随从，乘着龙舟和千艘船只沿大运河南下时，特别对扬州万松山、金钱墩、象牙林、葵花岗四大名景十分留恋。回到行宫后，吩咐御厨以上述四景为题，制作四道菜肴。御厨们在扬州名厨指点下，费尽心思终于做成了松鼠桂鱼、金钱虾饼、象芽鸡条和葵花斩肉这四道菜。而此葵花斩肉，便是狮子头的前身。

-需要材料-

葱，姜，料酒，糖， 老抽，白胡椒，淀粉，虾籽，鸡蛋，五花肉。-步骤-1

五花肉挑选肥瘦差不多的，切之前可以放在冰箱冷冻一会儿，便于切。如果嫌麻烦，可以直接买绞好的肉。瘦肉切好后再稍微剁碎，肥肉不需要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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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肉量的多少，酌情放2到3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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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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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葱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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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料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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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点糖和一点盐，糖是提鲜的。盐是整个调味的关键，分多次少量放盐，然后用力的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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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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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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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白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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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虾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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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到肉上劲即可，可以放在冰箱冷藏20分钟左右，口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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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淀粉水，手上沾点淀粉水再抓肉馅，防止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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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手要握起来放肉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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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的时候可以清水或高汤，煮开后放肉圆，把蔬菜铺在肉圆的上面，小火炖一个半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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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嫩香滑，口齿留香！

－小贴士－

1盐要少量多次的放，直到闻到肉里的葱香味，说明放的盐够了。 2肉的搅拌过程很重要，搅拌到肉上劲即可。

扬州面积有多大？

扬州面积 6634平方公里，上海面积 6340平方公里。所以扬州面积大。

1、扬州，江苏省地级市，是世界遗产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具有传统特色的风景旅游城市，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有江苏省陆域地理几何中心（扬州高邮市）之称，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称，又有着“中国运河第一城”的美誉；被誉为扬一益二、月亮城 。扬州，古称广陵、江都、维扬，建城史可上溯至公元前486年，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大运河扬州段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扬州列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城市之一。下辖邗江区、广陵区、江都区3个市辖区和宝应县1个县，代管高邮市、仪征市2个县级市。

2、扬州是江苏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南京都市圈成员城市和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水源地、联合国人居奖获奖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温泉名城、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3、扬州成功举办2017年世界体育赛事与旅游峰会、世界地理标志大会、世界运河城市论坛，2018年世界运河风情民俗展演活动、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将举办2021年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

4、2018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公布，扬州市位列第45位。2018年11月，入选中国城市全面小康指数前100名。2019年10月31日，扬州入选世界美食之都。

徽商到底有多辉煌？

徽州地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知道三国时期，吴国开始经营南方，徽州才有了较快的发展。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这就造成了徽州人口众多，山多地少的困境，外出经商，成了徽州人最好的选择。徽商在唐朝宋时期就开始萌芽，明清时期，依靠盐法政策，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帮，徽商达到鼎盛时期。但是，由于盐法的改变，加上徽商没有了进去精神，贪图享乐，以及西方商品倾销等等种种原因，徽商慢慢衰落了。

01 环境所迫，经商成为徽州人代代相承的习俗

徽州位于新安江畔，辖境为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和婺源（民国时期划归江西）等地。徽州山路崎岖，陆行不便。唯有新安江黄金水道可畅行无阻，由此至钱塘江再汇入大海。徽州人多地少，且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外出经商已经成为徽州人代代传承的风习，以致“服农者十（分之）三，服贾者十（分之）七”。

他们走南闯北，即便是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亦不无徽州经商之人。如胡适所说：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02 三国时期，吴国开发东南，徽州商业开始萌芽

三国时，吴国雄踞江东，长江流域商业活动已呈繁荣趋势。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中原资财大半随之南迁，经济活动中心由北移南。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刺激着江、浙、皖主要城市的商业活动。

早在隋代以前，宣城、毗陵（今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余杭、东阳等地就已是商贾集中的繁华市区。这些地区环绕徽州，商贸活动引发徽州与毗邻地区的物资交流，东晋时的徽州商人就这样乘势而起，萌芽成长。

唐朝时，徽州土特产资源极为丰富，除竹、木、瓷土和漆外，特别是茶的运销遍布全国，甚至漂洋过海，运抵国外。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里的浮梁就包括徽州祁门西南乡，说明那时候徽州的茶叶贸易就非常兴盛。

徽州盛产茶叶，是因为徽州山多田少，山民为了生计，大量种植茶叶，以茶叶为生的山民占到十之七八。山民的衣食、日常生活用品，上交朝廷的赋税，都从茶叶中获取。每年二三月分，茶叶上市的时候，各地茶商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除了茶叶，徽墨、歙砚，也堪称徽州二绝。徽墨首创于南唐末期的奚超父子，南唐后主李煜盛赞徽墨，敕封奚超父子“墨务官”，并赐姓为李。徽墨名叫龙凤墨，歙砚取材于婺源龙尾山，故名龙尾砚，这两样都是给宫廷的贡品。五代时，绩溪所产的龙须纸，质地洁白光滑，也可谓徽州名产。这几样文房宝物，受到文人墨客们的追捧，甚至连南唐后主李煜也非常喜欢。茶叶，墨宝这些产品，为徽州人打开了他们的商业之路。

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今杭州）。杭州本来是个规模比较小的市镇，建都后，赵构便大兴土木，筑宫建殿，仅御花园就有四十余所。而那些达官显贵们也毫不例外，纷纷修园子，建楼阁，很快杭州就成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变成一做大都会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的规模可见一斑。

大兴土木必定使得杭州对建筑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徽州人从这看到了商机。杭州本来就是“闽商岭贾”的集结之区，徽州商人把土特产售与闽粤商人，再把闽粤地区盛产的木料、石料等转运内地，徽州人把这些原材料由新安江泛流而下直达杭州，由此，富商大贾便应然而生了。如此暴富暴起，自然刺激更多的徽州人经商。

03 明成化年间的盐法改革，使徽商开始雄起

明朝建国后制定了盐法，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来换取食盐，之后在指定区域贩销。明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颁令改变盐法，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换取食盐，之后可以自由贩卖销售。这项盐法制度的改革，使得徽商开始起飞。

明朝时期，主要产盐地区再两淮、两浙，这里也是盐商集聚中心，晋、陕商人人地生疏，难以与徽商竞争。徽商由此乘隙而入，建立了一个基于食盐的商业帝国。

经营盐业是徽商的主要行当，但是其行当也缘此而蓬勃兴起。墨商、茶商多在外埠开设墨庄、茶庄，书商开设书坊。除此之外，徽商中有的贩卖棉布、丝绸、米谷、纸张、瓷器等，还有的远到辽阳贩卖人参、貂皮，到两广贩卖珠玑、香菜等。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扩大到国外，明代嘉靖年间，徽商许栏、汪直不但和日本、暹罗（即泰国）及东南亚各国有生意往来，其商业活动还远及葡萄牙。总之，什么可以赚钱，何处可以牟利，徽商无不经营，无不涉足。徽商由小本经营暴富后，或数人共营，或一家独营，开设钱庄和典当，获取暴利。

04 徽州人的商业盛况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今徽商开当，遍及江北”，在河南者达“二百十三家”。清代所修《歙县志》称：“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

徽商有上贾、中贾和小贾之分，资产银两百万为上，二三十万为中，余皆属下。盐商资本最雄厚，多以千万计，稍次也是数百万。徽商并非全以贩运为主，也兼营一些生产活动。如郑天锁、朱之沾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染纸厂，运转于苏浙鄂豫冀鲁等省，等等。他们雇了很多佣工，其生产规模已具有手工工场的形式，融工商活动于一体。

徽州人大多以经商为职业，徽商时代，徽州男人有十分之七在外经商，极盛时甚至更多。明万历年间，徽商汪克在河南所开当铺竟达 213 家。徽商的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北至幽燕、辽东，西至滇、黔等，东南至海外，可谓“贾人几遍天下”了。

05 徽商开始向权贵靠近

明清时期，徽州人的生意在江南都做的很大。一些文人为生计所迫，趋之若鹜，纷纷投奔徽州，而徽商为了附庸风雅，将这些文人揽为食客。

不仅如此，徽商还以钱财宝货结纳权贵。墨商罗小华就曾贿赂严嵩的儿子严世藩，而成为严世藩的幕僚。他们还和官府勾结，挪欠朝廷巨款，富商吴养海大言不逊地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二十余万。徽商经商有道，获得高额的商业利润，也就必然以课税、捐输等各种形式奉纳给朝廷，这是一条定律。清末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徽商中的代表人物。

如康熙十五年至嘉庆九年的 130 多年间，两淮盐商捐银3900万两，米近2200千石，谷近33万石，上述捐输多为徽商承担。此外，徽商还向朝廷捐奉军需银2200多万两。

06 无徽不成镇

自明代中后期始，在淮扬经商的徽州人也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开始在这里融资兴业。明代王世贞说：“大抵徽歙，人十之三在邑，十之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之一在内，十之九在外。”，徽州人，并没有很浓厚的乡土情结，他们可以把资金的十分之九投入外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淮扬等地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正是建立在这样丰厚的财富基础之上。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侵掠扬州，近二百家盐商惨遭抢劫和焚毁。知府借盐商三万两银，于旧城外增建新城。新城建成后，民居鳞次栉比。清乾隆《江都县志》记载说：

“商贾犹复聚于市；少者扶老羸，壮者任戴负，与夫美食衎食之人，犹复溢于途；风晨月夕，歌鼓管龠之声，犹复盈于耳；弦歌诵习，在乡塾者无处不然。”

到了明万历年间，扬州的盐商多达数百家，资本总额超过三千万两，说“扬州富甲天下”，一点也不为过。淮安地处南北要冲，是漕运、盐务和榷关重地。徽商迁居于此，他们大大改观了淮安的面貌，使这里成为可以立“子孙百世业”的大城市。

仪征是淮南盐运的中枢。盐业贸易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市镇建设。清代袁枚曾有诗夸耀仪征的繁华胜景：

“渡过扬州水便清，盐船竿簇晚霞明。江声渐远市声近，小小繁华一郡城。”汉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徽商将它看成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淮盐引岸地跨六七个省，行盐口岸大半在湖广，而汉口就是淮盐转运口岸的最大中枢。盐商和运丁等聚居于此，在当时汉口的百种行业中，做淮盐生意的当为大宗。早在康熙初年，汉口就建有新安会馆和新安巷。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又扩建新安巷，在不断的扩建下，作为徽商聚居地的汉口就这样成为繁华热闹的市区。凡是徽商聚居之地，哪怕是滨海荒区，哪怕是乡村僻野，只要他们来了，只要有盐场署所在，那里就能形成集市，那里的经济就会发展，文化就会振兴，那里就会成为“烟火万家，商贾辐辏”的市镇。

07 夸富斗奢，徽州商人开始沉迷于享受

自古以来就重农轻商，管仲提出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以来，这种等级贵贱的排序，几千年来几乎没变。巨商大贾尽管富可敌国，可仍然排在第四，还是被视为暴发户。这种价值取向的阴影一直在徽商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而这又成为反作用力，刺激徽商要以自己的方式，表现自我，彰显自尊，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方式就是一掷千金，铺张扬厉，有文献这样记载徽商的奢靡之风：

“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同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加自检。骄奢淫逸，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

徽商为附庸风雅，征召名优，开设戏馆。于是，扬州也就成了昆曲的第二故乡。清顺治、康熙、乾隆皇帝都是戏迷，每次南巡经过扬州必征歌逐宴，欣赏昆曲。徽商也由此培养了自己对戏曲的兴趣，纷纷招苏州名优名角，办起了私家戏班子，从而使苏州、扬州成为全国戏曲的中心城市。徽商不仅舍得在昆曲戏班子上大把花钱，还不惜钱财，构筑园林，以求博得达官显贵的青睐。

08 徽商的衰落

于是，新的徽州商人渐渐沉迷于斗富，摆阔，先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在这些年轻一代身上再也找不到了，他们只是一味地追求享乐和挥霍，这也是徽商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微商衰落的主要原因还是淮盐运销办法的改革，毕竟徽商就是靠着两淮食盐的运销起家的，真是成也食盐，败也食盐。

清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革除盐政积弊，无论任何人，只要缴足盐税即可领票运盐，销售各地。盐政新法改行六年之间（道光十一至十七年），不仅消除了盐商亏欠的数千万两银票，反而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以千万计。这笔巨款是盐商于正常利润外，官商勾结，共同舞弊的结果。

陶澍改革遭到朝廷内外的反对，因为它直接危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动摇了徽商淮盐运销的垄断权。仅以扬州为例，盐政新法后的清道光九年，徽商大多歇业关门，一片破败。

太平天国时，徽州是太平军的活动中心，当然也就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军的主战场。频仍战事，兵连祸结。徽商深受其扰，先是地方地主武装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亲自督师祁门，明火执仗，纵兵大掠，徽州府被洗劫一空。清军在徽州烧、杀、掳、掠，使徽州尸横遍野，庐舍为墟。徽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备受摧残，大伤元气。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使徽商遇到了强劲的敌手。徽商在省外各地经营的钱庄，敌不过外国商人的银行。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价廉物美，方便耐用，也渐次取代徽商手工生产的产品，如布匹、纸张等。连仅此一家的毛笔、徽墨、歙砚等，也几乎被钢笔挤出了市场。

洋商的活跃，洋货的倾销，使徽商不堪一击，当年的风光已成明日黄花，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淡出商业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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